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指出，黨著眼于國家長治久安、人民安居樂業，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

這是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黨中央對社會治理共同體的又一次重要闡述。社會治理共同體的提出將社會治理與共同體建設有機融合到一起，是新時代社會治理理論的一次飛躍。社區治理作為社會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礎，有了更為科學的理論遵循和更為精準的實踐指導。構建自治、法治、德治的社區治理體系，建設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區治理制度，遵循社區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的基本要求，是《決定》勾劃的新時代社會治理體系的實踐機制。

自治、德治、法治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有效路徑。自治是法治、德治的核心基礎，法治是自治、德治的邊界框架，德治是自治、法治的補充升華，三者有機融合，形成三位一體的治理結構。

社區是民眾共同的家園，居民自治是社區建設的出發點。近年來，各地創造的村（居）民議事會、有事好商量、民情懇談會等形式，堅持議事內容大家提、處理方式大家議、治理效果大家評，開展民主協商，梳理社區居民的“急難愁盼”，運用黨建為民服務等資金資源，瞄準解決社區難點、堵點、痛點。通過協商議事探索，形成大家認可的議事方式和規則，推動社區遇事議事從習慣成為制度，實現常態化運作，從而增加居民的參與感和認同感，共同提升自治水平。

法治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底線，是自治和德治的基本立足點。社區組織共同制定的村規民約、社區規范，是法治精神在社區治理的具體體現，把共同遵守的外在要求內化為社區居民的行動自覺，推動形成“法無禁止皆可為，法無授權不可為”的良好氛圍。以法為基準線，大家就有了共同的價值觀、是非觀，碰到棘手的事情就能說事明理形成共識，通過法治觀念的普及和規約的實施，社區共同體及其成員的個性可以得到充分的保護，自治環境也才能從根本上得到保證。

以德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治理體系的重要特征，也是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社區治理的融合點。法治達不到的角落有賴于德治的潤滑，德治對于維系人際交往的和諧關系至關重要。新時代構建社區共同體，有“兩德”甚為關鍵、亟待彰顯：互助之德是社區德治之本，通過搭建互助互動平臺，既可為特殊困難人群提供各種便利服務，使愛心互助服務平臺化、制度化、品牌化，還可以推進成立社區交流互助群，讓居民交流互動、相互關愛、全面發展；敬老之德當下尤為緊迫，通過建立鄰里互助養老、大院式養老等養老新模式，開展“情暖鄰里”互助關愛，把敬老之德鄰里化，助力子女不在身邊的老人融入社區的大家庭。互助和敬老之德能將社區自治的公共性凝練成個體的內化屬性，同時將本來冰冷的法規提升為有溫度的道德規范，德治的教化作用如三月春雨，潤物無聲。

共建共治共享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行為準則。推進新時代社區共同體，共建是共治和共享的前提，共治是共建和共享的主要方式，共享是共建和共治的目標導向。

共建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社區建設是實現人民當家做主最基層的場景，要引導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社區建設。以社區為平臺、以社會組織為載體、以社會工作者為支撐、以社區志愿者為輔助、以社會慈善資源為補充，激發社區共同體每個成員的主人翁意識，匯聚團隊的力量，大家的事大家辦，變單兵奮戰為“百團大戰”，提升社區生活的美譽度和大眾的獲得感。

共治是社會主義民主的基本要求。隨著經濟社會日益發達，人民的需求逐漸多樣化，參與社區事務的熱情不斷提高。提高共治水平，關鍵是要融合社區中不同主體，推進黨建引領，建立網格化治理結構，實行“五社聯動”，在為民服務的旗幟下，居民、社會組織、駐區單位等與社區有著依存關系的個人和實體共聚同一個目標，多元主體共商共治，協調各方攥成一個拳頭，開展“新時代新社區新生活”提升行動。

共享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差別在于，治理的目的是為了增進社會總體福利，服務人民大眾，而非只是少數群體和階層。社區治理要把共享作為最終目的和評判原則，當前要著力推進解決社區群眾最急切的養老、生育、教育等需求，發展社區助老、幼兒托育、第二課堂等服務，讓老有所依、幼有所養、學有所教，居民不出社區就能享受放心的社會福利，不斷提升群眾獲得感、幸福感。

“四化”是構建社區共同體的基本要求。社區治理的社會化、法制化、智能化、專業化，標志著單一行政化治理方式向治理現代化的轉變。社會化是構建和諧共同體關系的基礎，法制化是保證社區治理公正性的關鍵，智能化是科學治理的趨勢要求，專業化是高效治理的必備素養，四個方面合力勾勒和諧、公正、科學、高效的社會治理的未來圖景，缺一不可。

新時代治理方式從管理向治理轉型，社會化表明參與治理的各主體之間權責對等，從傳統單一方式、命令邏輯的管理模式向多方主體、協商共進的多元善治模式轉變，從傳統高度集權、政府獨攬的管理模式向扁平層級、社會共治轉變，使人人既是社會治理的對象，又是治理的主體。

保證社區治理的公正，法制化是關鍵。當今社區不同主體在經濟利益、行動理念和行動方式上差異化明顯，過去適用于同質性共同體中的單一的管理手段亟待更新。法治化在社區治理面臨不同主體時能豎起一桿標尺，運用底線思維，在各主體最大化發揮主觀能動性參與治理的同時，又能保障治理過程、治理目的的合法性與正義性。

科學技術發展一日千里，智能化成為科學治理的現實要求。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先進技術，可以提高組織運轉效率、降低運營成本，為各治理主體減負減壓，提升服務水平，把便利送到群眾身邊。同時，隨著智能化提升社區治理面臨著新的挑戰，電信詐騙、網絡謠言等副作用，使抗風險較弱的老人等群體成為受害的重災區，因此只有增強社區本身的“免疫”力量，才能從根本上提高社區的抗逆力。

專業化是高效治理的必備素養。專業人才缺乏導致治理發展緩慢成為基層治理的共性，專業理念和專業精神難以普及，治理水平在低層次徘徊。應在用人方式上不拘一格，在充分發揮熟悉社區、熱衷于參與社區事務的熱心居民、意見領袖等“本地社區工作者”作用的同時，引入社會工作、公共管理、心理學等專業工作者，讓專業對口、熟悉社區事務的有識之士深度融入，成為提升社區治理水平的“領頭羊”。

作者：潘文翔 河海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生、江蘇省泰州市現代民政研究院研究員

編輯：欒欣穎（實習）

責編：趙倩倩

審核：吳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