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碑下：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接力守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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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風凜冽，長江水冷。

第12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位于南京市下關濱江的死難工人紀念碑前一派肅穆，64歲的金緯與75歲的鄧成翠第一次共同祭掃。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第88年。南京大屠殺期間，金緯的爺爺金義寶為支援軍民抗日殉難，姓名鐫刻在紀念碑上；鄧成翠堅持祭掃紀念碑24年，不停拂去姓名上的塵埃。

二人共同守護碑上的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

死難工人紀念碑是南京市現存的第一座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碑，也是唯一一座全部紀念死難工人的紀念碑。

讀碑、護碑、尋碑，光陰荏苒，無數人為此接力。

始于紀念碑，也不止紀念碑。

讀碑

銘記不屈的抗爭

“爺爺犧牲時很年輕，20多歲的小伙，與我剛工作時一般大。”

對金緯來說，紀念碑上的爺爺姓名，代表著一段特殊的家族記憶。

爺爺金義寶是一名電氣值班工，供職的下關發電所（今大唐南京發電廠）遠離城市，周邊是荒地。“奶奶舍不下爺爺，戰爭發生前，沒回浙江老家尋姐姐，帶著我5歲的父親蝸居在附近的棚戶區。”

下關發電所遭日軍飛機轟炸

1937年，日軍空襲南京。下關發電所是南京電力樞紐，成為日軍重點轟炸目標。南京淪陷前，副工程師徐士英臨危受命，帶領84名職工留守，保供軍民電力，堅持至最后一刻。

12月13日，47名工人與數千難民被拘押至江邊。15日子夜，日軍瘋狂掃射。人如葦草倒伏，長江赤紅染血，喊聲、哭聲、機槍聲連成一片，金義寶等45名工友殉難。

臨難前，他們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南京大屠殺時期的長江邊

金緯第一次完整聽說這段故事是在紀念碑前。

彼時紀念碑矗立在電廠生活區大門正中央，正面的“死難工人紀念碑”七個金字，由時任南京市市長柯慶施于1951年親筆題寫；下方二級基座上，一面鐫刻著45名殉難工友的姓名，一面用近千字碑文書寫殉難經歷。碑邊環繞水泥圍欄，栽滿冬青。

時常有人肅立紀念碑下。父親金福順在此面向青年職工講述家族記憶，動情處潸然淚下：“電廠先輩為保護電廠，和日本人抗爭，用血肉之軀捍衛民族尊嚴。”

陽光在銘文上描金，45個姓名逐漸清晰。那一刻，歷史與現實在此交疊，金緯自豪地說：“爺爺是英雄，我很敬佩他！”

金福順在紀念碑前對新職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

“這張照片是我當年建設廠史館時掛上去的。”

廠史陳列館的墻壁上，陳列著父親金福順的老照片。他穿著工裝襯衫、寸頭、身材瘦削。金緯回憶：“他15歲左右入廠，幾年后報名參加抗美援朝。”赤誠勇敢的報國精神在金緯的家族血脈中不斷流淌。

他走訪電廠前輩，通宵達旦埋頭于檔案室，調閱了成百上千份歷史檔案，收集到數十年前、甚至百年前的電廠設計圖紙、公文、職工名冊、照片，也與舊光陰里的父親不期而遇。歷史在眼前再次鮮活。

“14名幸存工人被抓回電廠發電，頂著死亡威脅怠工、降負荷、鍋爐熄火、停機、拉閘、多燒煤炭，與侵華日軍周旋抵抗。有一次，工人們不聲不響拉了幾條送電線路，人為制造‘故障’。這種斗爭持續到抗戰勝利。”

金緯在搜尋歷史時不斷讀懂紀念碑，更深刻地了解南京大屠殺期間工人抗爭的真相，“原來工人們為抗戰勝利付出這么多努力，我們要記住這段歷史，記住先輩們為國家拋頭顱灑熱血的英雄事跡。”

護碑

傳遞記憶的火種

“紀念碑有一位特殊的守護者，廠里人都知道她。”

金緯經常聽工人們聽說，有一位鄧阿姨十年如一日地掃碑，很想與她見一面。今年公祭日前夕終于如愿。鄧成翠中等身材，短發灰白，手上提著水桶和拖把，很精神，給金緯留下深刻印象。

紀念碑前，兩人雙手緊緊交握時，金緯激動不已：“今天見到你，我很高興，感激你多年來一直堅持守護這座紀念碑。”

鄧成翠得知金緯是紀念碑上的死難工人后代，動情地拉住他：“24年，我沒有一個月不來。弟弟啊，我要不掃的話，心里就像有樣事情沒做。”

鄧成翠與金緯相見

鄧成翠對紀念碑的守護，緣于多年前的一段承諾。

2001年，鄧成翠與丈夫徐文華在結婚第五天來到紀念碑前。鄧成翠回憶，“碑上面有我家老伴3個戰友的親屬，當時約定誰在南京誰掃。只有他留在南京，就掃下來。他問我愿不愿意掃，我毫不猶豫地答應了。”

從此，紀念碑前總是出現夫妻倆忙碌的身影。他們修剪樹枝，拔掉雜草，清掃周邊，擦干凈碑身，“那時候拔草，拔得老疼，手上全戳破了。”

有一年中秋，夫妻倆熱情招待從東北、廈門等地前來尋根的戰友，擔當祭掃引路人。“文華的戰友看到我們掃了那么多年碑，很驚訝，問為什么能堅持。我就說，我們吃每一口飯、每一口菜，都是碑上的人流血犧牲換來的。不能把他們丟下來，要掃到我走不動，哪怕我就拄個拐棍。”

鄧成翠祭掃紀念碑

“碑以前在廠里，文華掃碑那陣得找人帶。我開始掃的時候，碑搬到了現在的位置。地方開闊了，人也變多了。”24年來，鄧成翠在碑前碰到許多人。有學者來尋訪，有人帶孩子前來。今年的祭掃現場，她與一對86歲夫婦偶遇，聊了很久，“他們最初不了解這段故事，我一說，都很感動。”

從封閉廠區到公眾空間，紀念碑曾有一次新舊“換崗”。

主持這項工作的人叫申世軍。

“二十多年前的事了。當時為保護紀念碑，廠里決定把它搬到室內，再在原址附近建一塊新的紀念碑。”

申世軍回憶，彼時紀念碑經歷半個世紀風吹日曬，漢白玉碑體斑駁，碑文逐漸模糊。他將原碑碑銘抬到恒溫恒濕的室內環境精心保護。后來，金緯籌建廠史展覽館時，又將它放在館里醒目位置。來往訪客參觀，必在紀念碑前停留。

廠史陳列館中的原碑銘文

與此同時，新的紀念碑建設有條不紊。

“紀念碑采用傳統中式設計，將豎直的原碑改為長方形寬碑，暗紅色的大理石碑體詮釋染血的江灘。”

中山碼頭對面，今年55歲的申世軍站在他親手設計的新碑前回憶：“當年沒有電子繪圖程序，設計圖紙都靠一筆筆手繪。我學習比較了眾多現存紀念碑方案，在半個月里反復修改手稿，定下方案后，再請人將碑名、碑文和遇難同胞姓名分毫不動拓印到新碑上，前后經歷數月。”

申世軍將這座紀念碑視為一種精神的延續：“碑體上方呈一條從下往上升的曲線，象征著中華民族從苦難中走出，不斷昂揚向上。”

申世軍設計的死難工人紀念碑

尋碑

照亮歷史的坐標

“工人們用堅守發電反抗侵華日軍與南京大屠殺暴行，甚至付出了寶貴的生命。”

作為第一批研究南京大屠殺的專家、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研究員，85歲高齡的孫宅巍仍堅持在研究第一線。多年前他從文獻里發現了死難工人紀念碑：“1982年日本篡改科教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各界強烈憤慨。當時政府組織學者們討論如何建立一批紀念碑，主要選擇遇難同胞人數較多及比較有代表性的地點。下關電廠的‘死難工人紀念碑’因在1951年就已建立，自然被保存了下來。”

孫宅巍生病住院間隙，曾在女兒陪同下實地尋碑，后又幾次尋訪。他拍攝照片，抄寫碑文，記錄保護情況，將紀念碑的故事凝練成論文介紹給公眾。

孫宅巍

2005年，眾多紀念碑的具體位置已經模糊。現為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員的胡卓然，是第一批開展尋址工作的志愿者。在當年的尋訪中，他發現本該在80年代建立的魚雷營叢葬地紀念碑，因無法定位等原因擱置了。“2012年，我們組織志愿者依據軍用地圖，結合實地測量，初步得出了魚雷營遺址的經緯度，最終于2015年立碑。”